万辅彬：推动铜鼓传承创新发展势在必行

　　万辅彬教授是我国著名科技史家、著名铜鼓研究专家，1985年一次机缘巧合，万辅彬开启了铜鼓研究之路，从此便与铜鼓结下不解之缘。他带领团队建立了铜鼓矿料来源数据库，先后得到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参与或者独自编著了17本书，其中与铜鼓有关的就有5本。万辅彬教授曾说，铜鼓是流传千古的艺术瑰宝。它雄浑的鼓声给众多古老民族世世代代带来欢乐，它以无穷无尽的奥秘，诱发着人们不断去思考和探索。本期访谈，我们就跟随万教授一起探寻音乐铜鼓的奥秘——

　　记者：万教授，您好！在东兰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说，传世铜鼓展示着东兰的历史文脉，音乐铜鼓的诞生则彰显出东兰人的创新精神。您认为确实如此吗？

　　万辅彬：确实如此。传世铜鼓展示着东兰的历史文脉。2000多年来，红水河流域的铜鼓在壮族和瑶族群众的心目中是神的化身，是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活化石，是一颗璀璨明珠。据资料统计，目前全世界馆藏铜鼓2400多面，而东兰县传世铜鼓就有612面，素有“铜鼓之乡”美誉。壮族铜鼓习俗在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东兰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铜鼓文化艺术之乡”，东兰铜鼓举世闻名。

　　说起音乐铜鼓，我有很多话要说。首先，我们应该了解音乐铜鼓的源头、发展、传承和创新。

　　先说“铜釜变铜鼓”（炊具变乐器）的故事。上个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云南万家坝春秋时期的古墓中发现与铜釜共存的铜鼓，它们形态相近，而且都有烟炱，可以知道铜鼓刚从铜釜脱胎，同时具有炊具和乐器的功能，而且赋予了神性（用其托垫棺木）。人们很想探寻铜釜在怎样的条件下变成了铜鼓？有一位学者有一个合理的猜想：春秋时期作战是要背着铜锅（铜釜）行军打仗的，打了胜仗，吃饱了喝足了，兴奋之余便将铜锅翻过来铿锵奋击，为了便于敲击，逐渐将圆锥形釜底展平成为打击乐器铜鼓，为了有别于铜釜，在铜鼓上开始刻上花纹，后来在铸铜鼓时，事先在铸模上刻上精心设计的纹饰。

　　铜鼓作为乐器在广西左江花山岩画上有充分的展示，花山岩画多数学者认为是战国至东汉时期骆越人大型祭祀活动的写照，古时“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必须有“乐”和“舞”，花山岩画上数以千计的骆越人图像都呈蛙形，显然是一种祭祀的舞蹈动作，花山岩画中有400多面铜鼓（大多数是万家坝型铜鼓，也有一部分是石寨山型），骆越人兴奋地敲打着铜鼓，还有两处绘有羊角钮钟与之配合的图像。

花山岩画。

　　东汉时期，铜鼓作为乐器有了大的发展，在俚僚（壮族先民）地区《太平寰宇记》中所说五郡（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中央的俚人，为了使铜鼓的敲击声比较威严，在铸成以后，铲削铜鼓鼓面的背面，细致地调音，使其基频接近“浊黄钟”。

　　早期，铜鼓作为配合羊角钮钟演奏或进行声势浩大的齐奏的打击乐器，单个铜鼓演奏比较单调，于是人们将音高不同的两面铜鼓配合在一起敲打，频率高的称为“公鼓”，频率低的称为“母鼓”，东兰县壮族村寨就是这样做的。

　　后来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东兰县壮族同胞又有了新的创意，将四面铜鼓（两组公鼓母鼓）放在一起演奏，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韩德明研究员在东兰接浪、接桂、板路、拉达、兰阳、巴英、拉江、金谷等多个村寨，进行深入田野调查，村民们约定俗成给四面铜鼓音高以“宁”“曩”“哝”“浓”（或“宁”“哝”“曩”“浓”）的称谓，4个音高不同的鼓，排列组合可以有“4！”，即24种不同的敲击序列，加上节奏的变化，可以奏出好多花样。

　　但民间铜鼓的敲奏法，毕竟没能成律。1984年—1987年，河池文工团张颖中、黄仲裕（东兰武篆人）在东兰壮族铜鼓乐的启发下，与苏州留园古典乐艺社（苏州乐器三厂金海鸥）等合作，成功地研制了定音铜鼓，成果鉴定会上，专家评委们给予定音铜鼓高度评价，认为“该铜鼓系列包括大型定音铜鼓和微型定音铜鼓，是一种具有现代十二平均律的音位排列乐器，能与现代乐队合作演奏旋律，而且成为单击连击、滚奏、转调、快慢等各方面高难度技巧的乐器。具有造型古雅、工艺先进，既有作为艺术品观赏收藏价值，又有作为乐器演奏的价值。音域：G-C，数量18，鼓厚2.8mm-3.5mm”，并且建议将定音铜鼓成果报奖。最终，1989年12月，定音铜鼓系列（包括第一套大型定音铜鼓和微型定音铜鼓）获得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和文化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988年10月，广西铜鼓艺术团（原为河池文工团）不仅将该系列铜鼓的音乐舞蹈节目在铜鼓国际艺术讨论会上献演，后来又去了法国、英国等欧洲十多个国家演出，而且发表了几篇有关定音铜鼓研究的论文。他们的定音铜鼓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和广西艺术学院都有收藏。

　　谭安益、牙运永是东兰县城中学的老师，在教书育人之余对家乡的传统手工艺十分感兴趣。在第十届河池铜鼓山歌艺术节工艺品展会上，他们有幸感受了定音铜鼓的魅力所在，后来还得到了定音铜鼓的首创者之一黄仲裕先生的提点，二人坚定信心，专研“铜鼓之音”。回到学校后，带着对“铜鼓之音”研究的热情与执着，二人各自发挥所长，分工合作，利用节假日、周末等课余时间，先后走访、考察东兰、南丹等地使用铜鼓的习俗及相关铸造工艺。研究之初，他们既无铜鼓铸造的手艺与相关乐理知识，亦无研发经费与场地，有的只是满腔的热血与痴迷，谭安益作为一位中学数学老师，出于对数据、计算的敏感，他觉得可以根据调查搜集到的相关铜鼓铸造原料配比、模具尺寸等数据进行试验；牙运永老师本身是学美术出身，对于铜鼓的造型及纹饰的绘制亦是得心应手。谭、牙二人深知他们所铸铜鼓的精妙在于其声音，同时讲究形神兼备。为此，他们在铸造出小铜鼓之后，要对其进行调音。关于调音，需要的不仅仅是相关乐理知识，同时还要在浇铸的前、中、后期处理好合金原料的配比，鼓面、鼓壁厚度，浇铸时对于温度的掌握以及浇铸后打磨、精修、校音等一系列的问题。2009年末，随着谭、牙二人对于铜鼓的研究经验不断积累，逐渐摸到门径，他们决定将研究成果量化生产，走向市场。为此，他们筹集资金并合资注册了“红水河民间工艺品开发部”。2010年春节，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东兰视察时，在听完用谭安益、牙运永所铸造的铜鼓演奏的《新年好》后，挥笔写下“东兰音乐铜鼓”6个字。此后，谭、牙二人所铸铜鼓便有了“东兰音乐铜鼓”的称呼。自2009年至今，东兰铜编鼓规模、影响逐渐扩大，深受大众喜爱，成了铜鼓及其文化在新时期传承与创新的又一典范。

　　如果说黄仲裕、张颖中等前辈为将铜鼓音乐性能带上现代舞台，为改良其音程迈出了举足轻重的第一步，那么紧随其后的谭安益、牙运永便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开疆拓土，继续将现代铜鼓之音赋予张力与活力。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近年来的河池市，尤其是东兰县的部分中小学、艺术学校的乐器课堂以及民族性的展演中得以见闻。截至2019年末，在铜编鼓流传最为密集的东兰县，已有东院小学、劳动小学、那河小学、江平小学与东兰县民族中学、东兰县城中学、东兰中学等大概20多所中小学在非遗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中引进了铜编鼓，并将其作为各所学校的民族文化艺术特色对外进行交流与宣传，成了校园文化的一大特色，并逐渐被其他铜鼓流传地区的学校所效仿。

万辅彬（后排左二）在天峨县调查“筒噔”（竹铜鼓）。

　　记者：音乐铜鼓与稻作文化有哪些联系呢？

　　万辅彬：铜鼓从云南经右江东传至骆越地区后，骆越人的“那文化”（稻作文化）便与铜鼓文化紧密融合，花山岩画是骆越人祈求“稻作丰收”“生育旺盛”两种生产丰收的祭祀仪式，冷水冲型铜鼓、北流型铜鼓和灵山型铜鼓干脆将“立体蛙”铸在铜鼓鼓面上，壮族先民祈求“稻作丰收”“生育旺盛”的强烈愿望得以彰显。红水河流域的蚂?娊????????颀???玲??????个月壮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的音乐铜鼓也应该融入蚂?娊????榜首?????p>

由万辅彬等6位作者编著的《大器铜鼓》。

　　记者：那么，当前音乐铜鼓在传承和推广上有哪些困境？

　　万辅彬：音乐铜鼓的传承和推广，东兰县很努力，如前所说做了很多工作，也很有成效，但也有不少困难和有待提高的地方：

　　第一，音乐铜鼓成本较高，所以售价不菲，比如前年卖给南宁市江南小学的一套音乐铜鼓，价格为人民币2万元，这样的价格对于中小学来说有点贵；第二，适合音乐铜鼓演奏的作品不够多，期待作曲家专为音乐铜鼓作一些好的演奏曲；第三，因为音乐铜鼓个头小（鼓面半径小），声音比较清脆，与传统铜鼓的音色差异较大；第四，宣传与营销方式需要创新和改进。

由万辅彬等3位作者编著的《铜鼓》。

　　记者：近年来，音乐铜鼓在研究和制作上取得了哪些突破，在您看来，河池应该如何多层面推动音乐铜鼓的发展？

　　万辅彬：牙运永和谭安益，为研制音乐铜鼓已经在国内取得了二十几项专利，包括制模、模具铸造、树脂砂铸造直接成型、失蜡法铸造铜鼓、调音、防锈、防腐等一系列专利。铜鼓制作材料毕竟是铜合金，整套音乐铜鼓有一定重量，几套音乐铜鼓同时登台就更不方便，已故音乐家伦桂刚，生前曾经提出汲取非洲“钢鼓”的制作经验，结合电声技术，制作多音铜鼓，一鼓多音。可惜这位老先生走了，我们东兰的音乐铜鼓制作者可否考虑伦桂刚老先生的建议，也做一下尝试。

由万辅彬、韦丹芳编著的《东南亚铜鼓研究》。

　　记者：您认为，应该怎么样组织和发挥铜鼓艺人传、帮、带的作用？

　　万辅彬：带徒传艺活动，作为一种千百年沿袭下来的民间艺术传承机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能技巧的传习方式和民间知识的传授方法，而是悠久的农耕文明时代民间文化特有的传承法则。

　　铜鼓文化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也秉承着口传心授的传统，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沿袭着古老的口传心授的规矩或依靠徒弟自身的灵性、悟性“偷艺”的习俗。在铜鼓文化传承与保护中，要坚持保护这种民间文化固有的带徒传艺的传承机制，尊重民间传承人选徒、收徒、授徒、出徒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铜鼓艺人的积极性，也才能更好地传承铜鼓文化。

　　我们在贵州布依族做调查时，发现布依族铜鼓音乐文化之所以能绵延上千年的历史并深深扎根于民间，应归功于一代代铜鼓艺人对布依族铜鼓与铜鼓音乐文化的传承与流传。如作为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扁担山凹子寨罗氏家族铜鼓“十二则”传人的罗朝柱，他的铜鼓“十二则”就是和罗东山、罗朝普、罗国凡3位老人学习的，这3位老人是寨子里有威望、有知识的人，曾经读过“私塾”，毛笔字写得很好，被称为“老才学”。这3位老人喜欢击铜鼓，保存有鼓谱，而且热衷于向年轻人传授，而且3人击鼓的调子是一样的，如今这3位老人虽然都已辞世，但珍贵的铜鼓“十二则”被罗朝柱等人传承了下来。如今，罗朝柱成为全寨的铜鼓权威，寨子里也有一些年轻人正在和他学习铜鼓“十二则”。

　　在广西的调查中，我们也看到环江铸鼓大师韦启初将铸鼓技艺传授给他的两个儿子。韦启初的儿子原本并不愿意像他父亲一样整天与铜鼓打交道，但这几年看到一个小小的铜鼓竟然能引起那么大的关注，以前在他们看来离他们生活很远的政府官员、学者、商人都开始一次次去找他的父亲，而且铸造铜鼓给他们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收入，这些他们都看在眼里，于是，两兄弟便开始向父亲学习铸造铜鼓。在我们去调查时，韦启初的两个儿子已经可以独立铸鼓了。

　　可以说，正是这些铜鼓艺人的不懈努力，使得铜鼓文化能代代相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组织并鼓励铜鼓艺人继续做好铜鼓音乐、舞蹈以及铸造工艺等传、帮、带的工作，将有关铜鼓文化的知识与技能传递给年轻人，政府应提供方便条件并给予一定的资助。对于传、帮、带卓有成效的铜鼓艺人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

　　作者简介

　　万辅彬，中国著名科技史家，中国科技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原主任，著名铜鼓研究专家。先后获得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2项中加合作项目。近38年来，对铜鼓文化、花山岩画、传统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系统研究。曾任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资深二级教授，广西老教授协会副会长，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客座研究员、兼职博导，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9年获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人物”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