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水晨读（43）| 孔子编《诗经》著《春秋》的历史意义

　　《孟子·离娄篇》中有一段话，“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后世讲孔子的历史贡献、讲史书的资治功能，常常会引用这段话。

　　这段话文字不复杂，义理却深奥。后人解读各不相同，最大的歧义来自“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学界通行的解释是，自从周朝宫廷派遣诗官到民间采集诗歌的做法没了，《诗经》也就没了；《诗经》没了，像《春秋》这样的史书就出现了。晋国、楚国、鲁国都有记录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史籍，而孔子编写的《春秋》，不只是记载事实，更是以事实说明历史教训、春秋大义。

　　若单从文本演变来看，从周朝传下的《诗经》，到春秋时期的晋国《乘》、楚国称《梼杌》等国别史录，再到 “仲尼厄而作”的正史《春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是讲《诗经》文本的由来与兴衰，说得过去。

　　不过，若深究孟子这段话的主线，理出 “其事”“其文”“其义”这三个关键词，你会发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这个“诗”也许不应该打书名号。诗亡，不是指《诗经》文本甚至诗歌载体的消亡，直到现在，孔子编选的《诗经》也依然流传得好好的，哪有“亡”呢？在笔者看来，诗亡，是指随着周朝后期君王的昏庸腐朽，王者失去了施行王道的初心、能力与效果，“诗”所代表的礼乐文明随之消亡了。与礼崩乐坏、一团乱战的春秋战国相比，仁义治国、纲常有序的周朝是孔子、孟子非常推崇和神往的。所以，孟子感慨“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从“诗”的衰落、“春秋”的凌乱，看到了孔子作《春秋》、明大义的历史价值。

　　再次膜拜孔子对中华文明的塑造之功。

　　从周朝以至春秋，宫廷民间传唱的诗歌何止三千五千，孔子去粗取精，编成“诗三百”的《诗经》，传承了中国人数千年的浪漫、潇洒与文质彬彬。

　　从盘古开混沌到女娲炼石补天再到三皇五帝，孔子前的传闻记载浩如烟海，孔子编撰正史《春秋》，像后世知己司马迁说的那样“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而贱不肖，存王国，继绝世”，开启了以史明鉴、以史资治的先河，留下了历史自觉、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的先声。

　　孔子、孟子，《论语》、《孟子》，《诗经》、《春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好多好多值得学习、深究和辨析的地方。学无涯。